評「試點:解讀中共宗教工作的政策風格」一文，兼敬答邢福增
早前我在網上發表「我只向上帝，聖經及理性屈服」一文評邢福增，是因我寫了「中國教會處境境的瞭解」兩篇，中大同學在組群傳來一段邢福增之言，是《試點》一文的結論，我在組群寫回應評論邢院長這段話及他過去的試點論，那時未讀其《試點》一文，只是按他過去的論點指出其論不合事實。本人個人沒有臉書，用我名字的臉書是其他支持者做出來的，後來由一位較接近我的人接管了，選一些我的文章放上去，當時仍未選我這文放上去。但其實在組群發已是公開的了，邢院長竟為此説我不公開，真是小題大做。我那回應文是順帶批判過去邢院長的試點論。想不到邢院長剛是寫了一文論試點，且以這段話為結論。這是傳給我的人沒有提的。
之後在輞上讀邢福增的「試點：解讀中共宗教政策風格」一文，今回應如下：
- 此文是邢讀韓博天(Sebastian Heilmann)的《紅天鵝：中國非常規決過程》一書，韓博天當然是西方評中國的專家，自有其立埸和觀點，但他的書是否基於事實？他對中國的分析是否對？仍可爭論，邢院長不經過嚴謹論証，就照單全收，用之作為分析框架，不知他是否經過批判反省呢？是否獨斷地全盤接受韓的觀點呢？可惜全文沒有交待他的方法論依據。故一開始已不能理性地建立其論了。
我作為獨立思想的學者，認為韓的觀點有對有不對。若要應用其論，必須先解釋清楚根據在那裏。
- 韓開宗明義已説中國政策是unorthodox policy，什麼才是orthodox ？當然是西方的才是，其思想是西方中心主義，而當他以「游擊式的政策制定」來講中國的政策風格，指持續變化，隨時變更及修訂，明顯不明白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。又假設共產黨革命靠游擊戰，又因此有游擊政策，是令人失笑的玄想。今日新一代領導又那有革命及游擊解的經驗？
韓氏的論述很少從事實例証中歸納，卻常獨斷提出幾點無論証的結論。這寫法是智庫寫給政府看的政治文章，缺少基於事實的學術分析。邢院長完全跟從這種獨斷思路。
中國政府做事是有長遠的文化背景，我研究中國政府今日做事特質的根源，來自明末清初的實踐哲學，如劉宗周有關「慎獨」的道德實踐，及王船山由實踐性去瞭解歷史變化中的天理。這些思想影響了毛澤東的《實踐論》與《矛盾論》，共產黨以此靈活的實踐思想革命成功，但離開實踐論即產生了大躍進與文革的亂局。鄧小平改革回到實踐精神，改革期的黑白貓論與摸石頭過河論，均是實踐思想。
胡錦濤到習近平，則走向易學式的實踐論，在變化中不斷平衡。這我會另寫論文論証。
中國政府的決策是依易學實踐哲學思維，而在兩極端中求平衡。故有時鬆有時緊，但不會走得太極端，且會不斷改進。早時管制是緊一些，最近又移向開放，如官方批判民粹主義，及通知不可搞掛領導人像片等，又釋放劉霞，讓人欣喜。
我相信韓及邢對這種中國哲學及決策學特質並不瞭解，以為中國是鐵板一塊，由上而下的僵化威權系統。事實上，中國今日文化是用易學思維，高度靈活，重變中的不變，今日中國訓練人才時都包括對易學的基本認識。
西方人不懂中國哲學的特別思維，十分正常，但也由此作了很多不合事實的判斷和預測。中國學者若以此為框架，也自然作出錯誤的論斷。
- 有關中國改革時的試點運作，如南開大學周望所言：「目的…是為了釐請事實的全面性，並在此基礎上尋求可能改進辨法。」(政策試點的衍生效應與優化政策，《行政科學論壇》，4期，2015)，而且要在政策過程中梳理，此中有當然有很多局限，故不同學者提出建議，諸如完善方案，自主創新，找正確取向，立監視機制等。理論很多，任何研究試點的學者都應先回應下，否則就成粗疏之說。
周望寫有《中國政策試點研究》一書，資料與分析都很詳細，研究試點的學者不可能不知，邢院長隻字不提，是否迴避不同觀點，或因歧視中國的學者呢？
- 中國改革多年，一向試點研究的建立，都很少見與宗教有關，梅賜琪，汪笑男等四位學者，研究1992至2003人民日報對試點的報導，從其自編的數據庫，試點的政策領域包括：經濟發展，政府改革，農村政策，社會福利，政治發展，環境保護，科教文化，社會管理及市場監管等。就是沒有宗教(「政策試點的特徵：基於人民日報1992-2003年試點報導的研究」，《公共行政評論》，3期，2015)。
- 看來宗教試點論是邢院長自創的論述，他提到1958年溫州平陽建的無宗教區是文革消滅教會的試點，十分牽強。
那年代有很多宗教批鬥，自50年批鬥外國教牧是帝國主義分子，52年倪柝聲被捕，55年王明道被捕等，58年溫州事件是其中一次。但看不出這是文革的試點，文革反而是解散與政府合作的三自教會。
邢又提出1987，1988的廣州與廣東省的宗教事務或宗教場所管理規定，到2004年的宗教事務條例，這都是法律及法規的在地方落地，不是一些政策可行性的嚐試，是否等同如特區試點呢？仍難確定。2016年河北，江蘇，廣東，寧夏等報告，則是各區教會自行創新管理的報告，不必然推出是政府安排的試點。
終使說這些真是試點，都是建立法律法規和管理，是建立性的。與析江拆堂拆十的破壞性完全不同。
如何能由建立性的試點，邏輯地推出不相干的破壞性行動也是試點，邢院長只能費盡心血去推測。
邢院長想用中央與地方政策互動的原則，去講拆十，但這有什麽証據和文件基礎？由於無証據，就只能跳去抽象理論，靠韓博天的分析框架了。按這框架也無法証明柝十是中央與地方互動。
於是邢又要拿出習的指導性規劃，但照我所看的資料，習在2016年全國宗教會議的指導發言核心觀點如下：
「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，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。要用社會主善核心價值觀來引領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，弘揚華民族優良傅統，用團結進步、和平寛容等觀念引導廣大信教群眾，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、核心教義、禮儀制度的同時，深入挖掘教義教規中有利於社會和諧、時代進步、健康文明的內容，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、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。」
或許你不喜歡與社會主義相適應，宗教中國化等語句，但無法由這些話推出要以拆堂拆架作試點的企圖。
- 邢院長又說宗教已納入習的危機模式中，這証據何在？邢説是「在溫州的地野考察及訪談，以及對期間的政策文件及官方報導綜合分析」的結果，就輕輕滑過，沒有交待其方法，內容及學術根據。
邢説國家安全與宗教滲透問題成為重要的決策考慮。但這想法自始就是中國政府的關注，視為重要機制，不斷重複講，不知邢如何可推論出如今有特別危機，要危機處理？而且終使如此，也如何和拆堂拆架有關係？
又邢院長所講，考察訪談在那裡？如何取証，用什麽方法，內容是什麽？又如何將之與政府文件和報導配合？由之再推出拆堂拆十是試點？在這最關鍵點上，連註釋都無一個。是否想蒙混過關。
- 其實研究過去中國所有試點的運作，都是為著瞭解問題，面對問題，尋索答案，實踐上解決問題。每一步署和行動都十分謹慎，不會製造新矛盾及問題。
但拆堂拆架正是製造矛盾及問題，與一切試點的做法不一致，怎會達到解決問題的後果？
淅江拆堂拆架到2016年3月之後全部停止，全國宗教大會隻字不提淅江經驗，可見根本就不是試點。
- 在淅江拆十高峯期，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卻到江蘇基督教兩會調研，並作出高度評價，請看以下報導：
「2015年4月，全國政協俞正聲主席在江蘇就基督教工作進行了專項調研，對江蘇基督教工作給予充份肯定和高度評價。」(孫淇，「生根建造謀新篇，心意更新創未來」，《天風》2015年9期)
若拆十是政府深謀遠慮的試點，政府應在其他地區暗示支持類似觀點。但事實剛相反，主理宗教事務的最高領導政協主席俞正聲，卻高調到沒有拆十的江蘇基督教兩會，對其工作充份肯定和高度評價。據知報告交中央，以至2016年全國宗教會議亦請江蘇省官員發言，其經驗包括「杜絕因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引發個人極端事件和群體性事件。」
我在江蘇教會調研瞭解，江蘇教會與宗教部門，是在反對淅江拆十的前沿，宗教部門官員亦在中央開會時與淅江爭論。若淅江拆十是中央指令的試點，中央早就制止江蘇了。剛相反，政治局常委親到江蘇對教會肯定和高度評價，而且其強調反對簡單粗暴的模式，在全國宗教會議得中央肯定。
這是活生生的事實，拆十是試點論至此崩潰，不過偏孰己見的人是不會被事實所說服的。
我對這事實的解讀，是淅江從三改一拆到拆堂拆十是其書記自己決定的省內事務，書記是有權在省內如此運作的，對信徒的反抗聲音和行動也可不理。但鄰省江蘇是清楚和抵制的，江蘇書記也明白。而香港得中國信任的信徒到中央相關部門高層反映，反對拆十，得到重視。中央派學者調研瞭解淅江信徒感受，曾作勸喻，但宗教及統戰部門沒有權直接命令省書記。故從正面肯定江蘇的和平與寬容模式，並寫報告給最高領導備案，確定了方向。
同期香港教牧向中聯辨反映，中聯辨也將意見轉到中央，香港政協也有批人反映，他們大多不是基督徒，但也明白拆十不合理，終至拆十停止。
中國政治是多元而一體的，如前所言，決策是易經形態的，在多個事件中找尋平衡，開放和保守都有力量，各自在其權限中運作，也有一定的爭議，領導就在實踐中找平衡，地方領導走向極端，中央最高的集體領導就會參考全局，及各方意見，而作出平衡的決策。
我在中國二十多年，上山下鄉瞭解貧困，發覺每個縣對其本地發展及扶貧方向，都有不同處理，原來中央到地方只有大原則的指示，地方按原則，在實踐上面對不同處境，各有平衡地處理的方式。若有創新辨法而成功，就被提拔。
很多頭腦簡單的觀察，以為中國是鐵板一塊的極權體制，按一條直線的思維，由中央下達地方。當用這形態建立瞭解釋框架，就可只從閱讀文件及看一些地方發生的事件，就以為掌握大局。
其實這完全不明白中國政治社會是龐大的事件關係網，其處理有幾千年的文化思維，中國政府的運作，是在各方互動中不斷平衡，中央在平衡多元的不同中，謹慎作決策而前進。這是易學的決策和行動模式。
- 總結邢院長的試點論，一開始就不在中國全面內部處境作事實的瞭解，卻用了韓博天的框架，而又沒有比較不同框架，設有論証選這框架為何有效，一開始已是獨斷，看來是先定了結論，再找理論框架，及各方有利其結論的資料。這種做學問方式，是可不斷重覆自己先定的結論，不可能如實對應真相的。先定了結論才找資料，是政治信念多於學術研究。
- 也正因這種封蔽思維，遇到不同觀點的衝擊，就將其簡單歸類，將之間化為政治動機之作，不敢正面瞭解其真正的論據，及其事實背景。
由此邢院長乃提出「六招套路」説法，用一句政治性論述，説這些都是為政府辯護，就可否定多元觀點，一人觀點獨大。這手法倒是十分中國傳統的，就像中國搞政治鬥爭的年代，一句「黑五類」就可否定大批人的人格、思想、及權利了。這在中國已不復見，倒在邢院長這裏可感受這種思維死灰復燃。對這種鬥爭文章我沒興趣回應。
- 邢院長還有一文叫「回歸學術，忠於信仰」，也是奇文。
他將「個人見聞」視為非學術，但我所知自古歷史都由個人見聞作為原始資料。單以聖經四福音就是這種資料，構成基督教早期歷史的記戴。又如南京大屠殺，有德國人貝拉(John H.D.Rabe)的日記，日本侵華有日軍東史朗日記。這些見聞實錄，都是歷史學家學術研究的重要資料。只有遇到邢院長，自命學術評審，問如何取樣的數目，標準與方法，那這些見聞實錄(包括四福音書)就會評為不學術了。
當然我所見的實錄都有查証記錄，但須由學術處理，不必理會那些將多元觀點簡單歸為六招，及否定見聞實錄的人。
邢院長説他未有主張「全國迫害論」,其實邢院長提出拆十是試點，作為試點就指將會全國執行，若拆十是迫害教會，那就將在全國迫害教會。邏輯上試點論就會推出全國教會迫害論。
如果邢院長不認為其試點論有此邏輯後果，只有全國強化宗教控制的後果。我不知其邏輯如何推論，那他就必須定義拆十隻是強化控制了。若如此，我也可改用強化控制論來討論。
邢院長對我用「邢派」，「邢院長及其追隨者」，視為政治打壓，確是奇怪論。如果我寫明代思想史，說「陽明派」，「王文成公及其追隨者」，是政治打壓嗎？將「某派」一辭視為上綱上線的政治打壓，確是邢院長獨有的創意。不過將不同觀點視為有政治動機，以迴避面對學術挑戰，如「六招套路」之說，是其一貫特質。
最後邢院長數我文章用了50多次「我」字,推論為六經注我，亦確有創意。用「我」字本是指自己親身見聞，邢院長由此推論用這字為以上帝、聖經、理性注「我」，其邏輯飛越多個推論程序，是不相干謬誤的精彩例子。想不到邢院長竟有如斯詭辯的才能。
另一詭辯實例是我用聖經但以理、以斯帖、尼哥底武為例，說明上帝超越政治，會呼召僕人關愛有權勢的人，並向之作見証，以完成上帝的旨意。由之指出邢院長「與權力建制保持距離」之說不合聖經。邢院長迴避這論點，滑轉話題去講這三人如何堅守信仰底線。這三位神的僕人的信仰堅持大家都知道，但幸好他們沒有聽邢院長的指示，「與權力建制保持距離」。邢院長這種滑轉話題手法，也是詭辯的示範。
末了，一切都真心直言，依理性討論，若有得罪，還請原諒。
我相信和邢院長有一共通理想，是希望中國有一開明合理的宗教政策，我們也一致反對拆十，並對一些地方政府乾預教會事情而感痛心和焦急，我們都希望政府能善待教會。
但我期望他能瞭解真正草根的民間中國，也能瞭解中華民族經過百多年的苦難，這可用Jeffrey Alexanda的文化創傷(cultural Trauma)來瞭解，在民族文化元氣氣大傷下，政府做得不完美是正常的，只有基督那無條件的愛，才可醫治和改善，使中國整體轉化。上帝愛任何人，包括平民，商人，學者，官員，不同宗教徒等。若以單純正直的靈性去愛他們，很快就能感通而互相瞭解。遇到有權位的人，就可對話而給正面的建議，事情就可改進。
今日我們所知河南教會發生的一些乾預的事，在上海與昆明也聽聞有些事件，若查証有事實根據，就須反映，使上位者瞭解真相及人民的苦況，知其對平民可能做成的傷害，及影響中國的世界形像。須從正面解決問題。
但若先定了政治立場，自以為代表正義與真理，把不同看法戴帽標簽，毫無尊重，視為壞人，還發動圍攻，那就與文革批鬥者殊途同歸了。
面對中國，我最佩服馬丁路德金這話，「黑暗不能驅除黑暗，光明可以，仇恨不能驅除仇恨，愛才可以。」中國文革時期是最黑暗與仇恨的，我們不論如何不滿，心靈若有仇恨，或自以為義去審判人，就與那黑暗仇恨的思想同路，不能對十三億同胞有任何幫助。
只有進入中國人民中服侍，才明白真正的中國，只有到教會裏(不論家庭或三自，只要重生歸主的)傳揚福音，行出無條件的愛，關懷受到傷痛之心靈，從正面去建造教會，才能彰顯上帝的美善，帶來靈性與文化的更新。中國教會就可在艱苦中復興。我人25年親見，中國這數十年孕育了最簡樸純真而又經歷過上帝的信徒，在未來的末世日子，將可帶來世界教會的復興，其愛心及生命，將可影響中東各族及以色列，帶來彼此寬恕與和平。
梁燕城